在这个人们习惯于礼节性轻描淡写地握手的时代，相信一个大力握手，而且听你说话时总是微侧着头、双目炯炯注视你的眼睛的人是很容易引起你注意的。李鸣生就是这样激起我的采访热情的。
李鸣生住在解放军出版社宿舍楼最高层。敲门进去时，他正在整理报纸上有关他的采访文章。他坐在我旁边，拿着一叠刊有他的专访或书评的报纸复印件，很“较真”地一段段念给我听，提出文中的语法错误和结构错误。而那些文章，全是吹他夸他的。我想，除了长期创作报告文学养成的认真谨严的职业病外，他大概还沾了些科学家的迂阔。
从报告文学处女作《用生命编写程序的人》发表算起，李鸣生从事高科技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已经15年，从“航天四部曲”到《中国863》再到最近出版的《国家大事》，他一直矢志不移地关注科学家、书写科学家。
“现代物理学家保罗·戴维斯曾经说过，与宗教相比，科学能为人指出一条更为明确的通向上帝的道路。”李鸣生说话快得没有标点，他这样表述自己的“科学家情结”：政治和经济老是不断重复上演着不幸的悲剧，唯有科学技术总是平稳地创造、改变和美化着我们的世界。而科学家不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、反叛者，还是这个世界科学文化和人类精神的铸造者、体现者。作为作家（人文知识分子），李鸣生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痛感这一代人正在失去或缺乏某种东西，而正是在采访科学家（科技知识分子）的过程中，他找到了答案：我们缺少的实际上是一种意识，一种像蒋新松那些科学家的自觉而强烈的国家意识，一种将个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连的忧患意识，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主体意识和奉献精神。于是在作家、科学家、国家三者之间，李鸣生发现了一种必然的联系，知识分子历来都有强烈的国家意识，科学家用科技成果发展国家，而作家用文字表现科学和科学家。
可是我们做得太少了，我们知道的科技题材报告文学只有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我们知道的科学家只有钱学森、李四光，我们知道的科技词汇也只有克隆和DNA。前年，90高龄的“氢弹之父”王淦昌被年轻人的自行车撞倒，躺在马路上半天没人理睬。最近科普研究所的调查分析数据表明，我国99．8％的人没有达到基本的科学素养水平，与1990年的美国相差33．5倍！国民的科技素质如此落后，我们的文学难道没有责任吗？
李鸣生就是这样“庸人自扰”地在扪心自问中执著于科学和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写作，光学家王大珩称赞他的《中国863》“写得很好，是一本很好的科普读物，也是历史的见证，我很爱看”；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说他“关注生活的现实存在，冷静地面对、严格地审问、积极地修补、乐观地期待”；评论家傅书华说他实现了“对新时期以来前两次报告文学高潮的借鉴和超越。报告文学正在进一步走向自觉和成熟”。但李鸣生自己却说：“我的全部写作，只是一声呼唤而已———呼唤国家意识的复苏、呼唤科学精神的张扬、呼唤对知识价值的重新肯定，更呼唤对国家人才的真正保护！”他坦言他就是“入世”的，他欣赏略萨的话：“文学首先是对社会发言，然后才是文学本身。”
现实生活中的李鸣生风风火火、快人快语，诚恳又带着孤傲。他获过的几项大奖的奖杯、证书醒目地陈列在会客室，他说自己从小在学校就“优秀得不得了”，他姓李名东升，字文秀，号傲君，他去杜甫草堂当场写下“诗圣何足哉，今朝更为雄！”的诗句，同时他又是马虎随意的，有时下班回家会发现早上开的冰箱门还没关，采访中他会扯到杨过、小龙女和我大感头痛的足球……也许，人只有在某些方面心无城府、了无机心，才可能全力倾注于另一些方面，也许，一门心思关注“重大题材”、“国家大事”的人，总容易忽疏生活琐事。科学家如此，作家同样如此。有这样的科学家和作家，是国家之幸。
李鸣生每天清早起来写作，目前写古人类学家的《寻找祖先》已接近尾声，预计年底出版，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一个科技题材的电视专题片也正在制作中。另外，他已着手进行下一个重大科技项目的采访准备，同时，他还是《中国科学家传记文学丛书》的编辑———这才是他的本职工作。李鸣生总是这样忙忙碌碌地同时干好几件事情。“因为事情实在太多，时间不够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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